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人大会后2006年3月14日答记者问时曾强调，“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问题解决得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温家宝总理痛心的住房问题，并没有得到什么缓解，而且有了新的走向。
一方面房价持续攀高，民怨积累日盛；另一方面住房已经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载体，价格的向下浮动，都标志着财富的贬值。尝试有所作为的一届政府，一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风箱之中，被一股无形的力推来搡去，左右为难：调控楼市价格伤了经济损了富人；放任价格伤了民情损了国力。其实，这其中还是个判断问题。不是不可为，而是想不想为。
判断一个政治领袖魄力的地方，就在于是否能够提升一个民族未来的竞争力。毛泽东当年节衣缩食，开发研究出了原子弹，引来了尼克松主动访华；邓小平打开了国门，搞了改革开放，从制度上焕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创造了 20多年的经济奇迹，还收回了香港。可是，这个经济奇迹，却在近10年的过程中，被房地产的混乱和腐败严重打了折扣。而且目前这种全民皆买房的氛围，将直接降低我们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的投入，抬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套住了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给中国的经济留下了无穷的隐患。历史上有这样的悲剧。明朝时代中国的白银一度占世界的1/3，大多购买的土地,或者是直接放在仓库里面。可是土地的囤积非但没有带来稳定的发展，还造成明末动乱的根源。
目前城市住房的分布极不均衡。有少数个人，拥有100多套房子，而也有不少人还没有自己的住房。如果任凭国民财富砸向不动产的不平衡态势发展下去，实际上是推动了一种土地占有方式向少数人手中囤积的局面。土地囤积历史上一直是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治理中国住房市场，不应该全然是被动的视角，而应该对住房市场有点远见。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中国住房供应会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因此中国房价的总体趋势是看涨。而我却看到，目前强劲的需求表现出许多短期性特点。
理由之一：我们国家特有的婴儿潮一代的子女现在正处在婚配年龄。房价的暂时虚高是可以理解的。但伴随着这一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老去，10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城市的住房供应形式会出现转折。
理由之二：社会生活方式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变。现在绝大多数城市人都集结在城市中心，而未来随着交通、物流和电脑结算的发达，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那时将呈现现在欧美国家那样，居住地跟工作地点截然分离。随着人员工作的流动性和虚拟性的发展，一个人甚至可以参加到1000公里之外的公司生产过程中，当然也就不必往空气严重污染的城市中心去集结。
理由之三：据武建东的研究，2006年中国城乡住宅总量约为375亿平方米，其中农民住宅约有260亿平方米，这部分住宅的不可流通，使城市房价受困于土地供应而单边上涨。现实中，中国城乡接合部可供改建300多亿平方米住房，这是楼市调控不可多得的存量资源。如果随着土地权利的调整，乡村住宅也纳入整体房市流通，会一下子使供应充足起来。
先前去乡村居住还不可想象，现在随着城市居民福利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已经没有什么独特价值。而且，在许多发达区域，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更金贵。在广州早几年城市人转换成农村户口的费用是6万元，而2006年已经上浮到20万元。北京城郊最早新生儿只允许上农村户口，后来是上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两便，现在则是一律不上农村户口，只能上城市户口。表面上的原因是农村城市化，实际上差异的东西就是农村人口有宅基地可分。
综合以上趋势，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城市住房的长期趋势保持不乐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