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法律工作者，2006年11月中旬，在租房时，自以为做了足够多的防范措施，依然落入了黑中介的骗局之中。黑中介骗人手法之高让我惊讶；800余名受害人被骗，人数之多让我意外；公安机关10日内破案让我赞叹；但最终未得到分文赔偿的现实，让我无奈。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我来到中介公司。接待我的女业务员自称姓孙，她把我领到会客室里便很详细地介绍了该房屋的情况，我很满意。当我提出要去看房的时候，孙业务员却表示要先收取一定的看房押金。我很奇怪：“电话里不是说不收中介费么？”孙业务员回答：“我们不收中介费，我们只收押金。公司有规定，必须先交钱才能看房。原因是公司担心客户和房东私下签单。”孙业务员还说，他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客户当着他们的面表示不租，离开中介后却直接找房东租房。我表示不会这么做。孙业务员却直言说他们不能冒这个险。就这样僵持了10多分钟，我表示不租了。当我打开会客室门时，却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4个人。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拦在我面前说，跟你谈了这么长时间，房东也给你预先约好了，你怎么说走就走呢？
看他们人多，我说话也没了底气。表示没看房子先交钱，不太合适。那位领导指着营业执照说：“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这里有北京工商局的电话，你现在就可以查。我们在这里干了快两年了，谈了许多业务了，怎么会骗你这几百块钱？”
几番较量，最终我凭着以前在律所做助理时处理过多起房租纠纷的经验，在协议上做了5处修改，确定没有不利于我的条款后，交给他们500元钱看房押金。然后和一名男业务员同去看房。
那位男业务员也很“负责”地把我带到该房址附近，然后用手机拨通“房东”的电话。“房东”说，刚接到单位一个电话要处理些事务，只能晚上7点再见。于是男业务员把“房东”和自己的联系方式都留给了我，约定晚上在此碰面。
临近晚上7点，我首先给那个男业务员拨通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自己有事抽不开身，让我自己解决。我又拨通了“房东”的电话，“房东”很抱歉地解释说加班回不去，又约定了次日的见面时间。随后的一、两天里，我不下数十次地拨打房东的电话，皆是关机状态。再打中介公司，中介公司说，他们也联系不上“房东”，要给我推荐别的房子。而其所推荐的房子，价格之贵，让我无力考虑。
我预感到有问题，遂上网搜索这家公司——北京京安信宇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有大量的投诉帖子，很多人的遭遇和我类似甚至流程都完全一致。原来该中介公司就是通过低价发布出租信息吸引客户，然后收取一定看房押金的方式来行骗。他们要么在收取押金后给客户提供一些价高的房屋资源，要么就直接把押金占为己有了。值得庆幸的是，我意外地加入了一个由受害者自发组建的维权群。维权群里已经聚集了20多位受骗者。群里最早的受害者在2006年3月份被骗的，群里的同仁已经多人次向京安信宇所在地的工商机关反映此问题。工商机关说京安信宇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不是非法经营。
后经群里朋友的努力，工商机关才勉强给调解了一次。结果是，京安信宇同意给部分人退还10%的押金，大家当然不同意。 [推荐：朝阳奥运区域新旧楼盘PK—价格决定购买]
我提出我是代表20余名受害者来报案后，得到受案民警卢警官的重视。他授意我尽可能多联系事主过来报案，能联系到的人越多，对警方办案越有利。
后来，先后有10余名群友在公安机关做了详尽的笔录，为公安机关侦破此案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并大大缩短了公安机关抽查取证的时间。一场维权大战悄然拉开了序幕。
2007年2月，事情发生了变化。群友发出一贴称：京安信宇的原业务员已经被释放，而且又开了一家公司继续行骗。
事情的确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当我再打电话给朝阳检察院的时候，又被告知：无论是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份未被批捕的案件进行查询，还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搜索，皆没能找到此案，所以想通过朝阳检察院核实情况终未能如愿。
我们又征求了北京衡基律师事务所徐颖略律师的意见，徐律师告诉我们：依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的，并且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推荐： 购买二手房弄清房龄有妙招 买房人该如何索赔？]
案发3日即报案，速度不可谓不快；网友竞相转告去警局做笔录，配合不可谓不积极；公安机关受案后10日即破案，效率不可谓不高；受骗人员近800余名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受害人最终又得到什么呢？
在这场与黑中介笔者的较量中，本人法律院校毕业，在京工作已逾3年，也有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在租房时，自以为做了足够多防范措施，依然落入了中介的骗局。报案之后，更是占尽了天时（报案迅速）、地利（交通方便）、人和（人多势众，且有现成的维权群和警方、朋友的大力支持），却没能在赔偿上获得任何的回报。身心俱疲的我们打算把维权进行到底，向法院提起民事讼诉，可京安信宇法人在逃，钱款已被挥霍，纵然胜诉，那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