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一座特大城市，人们几乎每天在全程堵车的环路上缓慢移动。车窗外路边一幅引人注目的巨大标语上写着：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大都市。或许人们会由此产生一种疑惑：难道如此堵车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化大都市的特征吗？
不可否认，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大都市拥有与发达国家城市同步先进的城市硬件，人们也可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城市同步的物质生活享受。可是，这些并非中国人所需要城市生活的全部，作为城市生活的精神世界首先体现为“城市文化的认同感”与“城市文化的回归感”。
21世纪，世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并不是仅仅体现于城市规模(包括土地与人口)、城市经济效益指标及其城市硬件的现代化程度，这只是一系列时时刻刻都在浮动变化的参数。在城市竞争力之上存在一种不可计量的“城市精神”——我们通常所归纳的一项基本概念：城市文化，在一片土地上所沉淀、凝聚并渗透于民族心与血的城市信仰与城市信念。
在一个拥有高度主权的国家，在一个各民族高度团结的国家，城市信仰与城市信念可以超越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与经济体系及其框架约束。我们不要天真地迷信那些带头鼓吹“全球化城市时代”的国家，不要以为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就可以实现全面现代化，现在确实到了需要我们冷静反思的时刻。
前段时间，在美国电视节目中看到一条新闻：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市的城市道路路面质量糟糕状况被评为全美城市第一。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圣荷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因为著名的硅谷就在那里。可以说，硅谷是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先锋，但是所在地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不仅不是全球先锋，甚至连最基本的城市道路都很落后。两个多月前，我再次到硅谷实地体验，英特尔、雅虎等一系列高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建筑群拥有足够的现代品质，轻轨运行也完全有序，但许多路面确实老化失修，有些路边还堆积着不少垃圾，与高科技硅谷形象实不相称。这使我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全球化时代城市的现代化标准究竟如何界定？
中国的城市几乎同时卷入了“外资商业风暴”中
“全球化”是现代中国人最敏感而又最容易接受的一个新词。
作为跨国集团公司生产及物流基地的全球布局、文化媒体的全球传播、电影产业产品的全球输出、品牌汽车设计与制造的全球流行、可口可乐等饮料的全球热销、卡通游戏产品的全球性痴迷，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潮流，广泛冲击了曾经恪守传统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的中国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以速成发展模式将中国社会快速推进到与全球化同步运行的轨道。其中，典型与焦点就是我们居住的城市。
城市包含了我们渴望享受的所有现代生活方式。城市带来了我们关注跟进的所有时尚生活品味。城市展示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所有前沿生活消费。城市组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居住生活空间。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城市建设市场”，几乎所有与全球化相关的商业、金融、贸易、制造、物流、文化等跨国产业体系纷纷进入中国，落脚点首选城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冲击最大的主体因素是作为渗透城市经济基础的“跨国商业形态”。处于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机制、由国营“大锅饭”转入“个体(公司或个人)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城市，由于本国或本地经济实力一时薄弱，于是给外资提供了大量投资与经营机会。据相关调查资料表明：进入中国城市的外资并非将尊重地方城市文脉与保护城市地方特色置于“投资经营计划”的首位，而是普遍将投入产出的“市场盈利”牢牢地拴在所有“投资经营计划”的最前列。地方城市官员意识到引进外资规模与政绩成正比，上面也是将引进外资规模以及税收指标作为对地方城市官员考核政绩的标准。至于外资项目对所在城市环境是否存在生态污染以及视觉污染，或者说外资项目对本地城市特色文化保护及其健康是否产生负面影响，前期考察与论证过程并不完备。于是，外资首先从广告信息开始进入中国，东西南北城市几乎同时被卷入迅猛异常的“外资商业风暴”：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无数巨大广告牌挡住了各地城市曾经引以自豪的风景线，但又给人们带来一项深沉的思考：在中国，为什么条条道路上都跑着日本制造的汽车；
“东芝东芝、大家的东芝”——在多数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曾经每天连续播出，年青一代的心目中深深地埋下“日货”的种子；
“宝马＋奔驰是中国成功人士的名片，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引自一位中学生作文。一方面说明这个城市的“成功人士”太多，同时也表明这个城市的停车基础设施不足，由此见证“城市规划跟不上城市发展”；
“‘肯德基’与‘麦当劳’，大人小孩不可少”——一位小学生的自白表明：当今中国人与美国人、欧洲人、澳洲人和日本人同时享受山姆大叔提供的同一食品；
……
人们习惯于以上述现象作为评价一座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似乎一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高，这座城市就越发达，或者说就越是“更早进入全球化城市时代”。
“发达城市”与“原地城市”拥有平等并存的地位
联想起我在美国经历那些仍然保留着本市本镇地方生活方式的情景，它们在城市硬件方面的现代化程度与发达城市之间存在差距，但是，那里的市镇生活品质并不比发达城市差。以当地居民的意识及其生活状况考察，决定城市形象、城市地位以及城市生活品质的因素并不是所谓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程度，而是对于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与回归感，形而上的要素是人民的精神状态以及城市信仰与城市信念。
在中国，城市信仰与城市信念一度出现“东高西低”现象：上海与浦东被一些媒体炒作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龙头”与“样板”，也似乎是中国城市进入全球化时代的表率；而内地以及西部城市则是“落后”于上海与浦东的“待开发地带”，进入全球化时代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事实上，上述现象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项观念倾斜误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城市布局，因而也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城市现代化模式可以照搬到中国。在地域广阔的中国，各地文化与经济存在明显差异，所谓“发展程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平衡。地点与系统前提条件决定上海只能是上海模式，上海不可能成为内地以及西部城市现代化的龙头。所有的城市只能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出的是自己的路。
那么，内地以及西部城市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城市呢？以前以“落后”一词界定不够准确，笔者建议定义为“原地城市”。
在中国，“原地城市”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交通不便，远离发达城市，原生自然环境、地道乡土景观、地方生活方式保存完好； 2、当地居民具有浓厚的地方意识，非常热爱家乡，甚至地方干部治理观念保守、抵制外来文化、坚决保护地方文化特色；3、少数民族聚居地，宗教、语言、文字、服饰、风俗、观念以及建筑风格沿袭传统。
如此“原地城市”多在中国内地以及西部存在，这是中国城镇文化的宝贵资源甚至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特别注重保护这些“原地城市”的原生态、原地自然与人工景观以及原地生活方式。为此，建议国家在“开发西部”战略之前宜明确制定“保护西部”战略，此前“开发性破坏”的教训必须吸取。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达城市”与“原地城市”拥有平等并存的地位。如果说某些“发达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丢掉了自己太多的特色及其文化资源，那么“原地城市”需要引以为戒，在通讯以及某些生活设施硬件方面与全球化接轨，而原地文化、原地特色一定要完全保存。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之林才有一席之地。
